近年来，由于常宁市委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市交通、旅游、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，天堂山办事处党政领导积极工作，常宁盐茶古道的保护、开发工作已初显规模。市内外游客饱览了“十里古道十里画，十里峡谷十里歌”的自然美景，亲身体验到“重走先辈创业路，再登人间天堂山”的革命传统意义，但常宁盐茶古道曾经是湘南红色通道的历史却鲜为人知。

▲常宁盐茶古道天堂山北麓一段

笔者的老家就住在天堂山北麓盐茶古道上的江下半边亭子里。听母亲口传，家里曾开过伙铺（旅社、酒店），南来北往的茶贩，盐商中午“打中伙”（吃中饭）， 晚上“落伙铺”（住宿），经常挤得拍满，他们走南闯北，消息灵通，在这“山高皇帝远” 的地方，行无羁绊，口无禁忌，留下了许多动人的红色故事。

大革命时期

我老家对门有个老人，名叫吴芬兴，人们尊称他为吴十一爷，他生于清朝光绪二十四年，从16岁起就在盐茶古道上走南闯北做挑盐贩茶生意。我少年时常听他讲盐茶古道上的故事。他说他于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年1月12日下午带着家乡的4个伙计在郴州市宜章县采购年货时，曾亲眼看见朱德，其人方头大脸，魁梧雄壮，骑在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上，微笑着向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不断举手行礼、招手示意。那天宜章城里到处人山人海，彩旗飞舞，各家各户都用小竹竿缠着鞭炮不停的放，部队经过的街道上红色鞭炮纸屑足有半尺深厚，他和四个伙计看不眨眼，一直跟了5里路远，天黑了才返回旅店。晚上，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革命军的事，一个通宵未能合眼。第二天清早，4个伙计中的李敦易、郭年发因无家无业，含着眼泪辞别伙伴，去朱德部队投了军。另外两个伙计李敦玉、邓金祥因家里上有父母下有儿女，不敢随去。他自己则因惦念未婚妻子，而且身上带有数十块银元，生怕“共产”，与这两个伙计回了家。据吴老回忆，那次从盐茶古道上赶去投军的伙计，仅古道旁的黄江、江龙两个村就有七八个，只是后来一个也没见回来。

▲资料图：盐茶古道上的江下半边亭（图片摄于2014年）

有史料记载，在湘南起义的影响下，盐茶古道西部阳明地区也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，中共党员陈光宝、周文也在这里拉起了一支数百人的“农民自卫军”。因当时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决定新置阳明县，辖祁阳、零陵、永州、新田、桂阳及常宁五峒等阳明山附近地区。县政府因人力、财力、兵力不足，而且地域复杂，首尾难顾，对农民自卫队屡剿屡败。而农民自卫军，喜得天时地利人和，队伍不断发展，声势不断壮大，后改番号为“中共湖南农民自卫军”一时声震湘南。

特别是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，湖南农民运动转入低潮，到处一片白色恐怖，大批中共党员、农运骨干进山，在陈光宝、周文的领导下，大力开展游击战争，兵力发展到3000余人。据当时民国县政府统计，常宁盐茶古道沿路奔向阳明山投军人数将近100人。

▲资料图：本文作者在盐茶古道南大门前留影

这中间，人民自然不会忘记今常宁盐茶古道上福寿亭的重大贡献。这里南上“湘南红区”郴州、阳明山大约20公里，北下常宁40公里，曾为奔向“湘南暴动”和“中共湖南农民自卫军”的热血男儿遮风避雨，提供食宿，传递信息，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，当地流传的“肖邓密会福寿亭”的故事就足以证明。

肖震球，大革命时期常宁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，老家住原塔山乡阳山村，这里往北走路距福寿亭约5公里；邓受谷，大革命时期任常宁县国民政府宣传部长（左派），家住黄洞乡黄洞村，往南走路距福寿亭也有5公里。“马日事变”后，国民党常宁县政府纠集反动民团，疯狂捕杀共产党人，农会骨干，闹得常宁城里腥风血雨、阴云密布。城里的大批共产党员、革命群众迅速沿着盐茶古道往西南山区转移，暂避恶风，肖震球、邓爱谷也分别回到了老家。这期间，他们各自困在家里，心里记挂着县农会机关和战友，心挂着全县3万多农会会员，心急如焚、手足无措。肖震球只得派家人暗中与邓受谷联系，二人决定在古道上的福寿亭会面，密商应对时局大计。

▲资料图：本文作者陪同武汉大学教授刘再起、俄罗斯专家达旗升考察常宁盐茶古道（图片摄于2014年）

福寿亭，位于塔山北麓石屋岭半山腰上，这里山路陡峻，上下5里全无人烟，但是站在亭口，视野开阔，一眼可看到山下四五里动静。6月4日傍晚，肖震球、邓受谷两人应约准时到达，先派出过亭两头警卫，再由亭主人安排进了客厅，吃了晚饭。亭主人走后，二人先是抱头痛哭，然后高谈阔论，纵谈时局，时而大哭，时而大笑，直到五更天明，二人才一致做出决定：“坚守常宁，重组农会，不怕牺牲，奋斗到底。”按照决定，肖震球立即赶回县城，秘密寻找地下党员、农会骨干。邓受谷则暂时坚守老家，发展农会组织。清早，二人依依惜别。谁知道，傍晚肖震球赶到县城时遇到民团密探，第二天即被县政府以开会为名诱捕软禁。好在水口山工人纠察队闻讯赶来，冲进县衙救出，随即护送到松柏上船，赶到武昌，参加贺龙部队上了井冈山。邓受谷则在老家黄洞邓家大湾大张旗鼓组织农民协会，后被叛徒出卖，于当月22日深夜被国民党反动民团用计诱出村外，枪杀在黄洞古塔傍边。英雄虽死，浩气长存，此后，福寿亭主人还为肖、邓二人秘密立了生死碑位，以供古道上来往的共产党人、革命群众缅怀祭祀。

抗日战争时期

民国三十三年（1944）年7月初，日军分两路进犯常宁荫田、松柏。9月30日傍晚炮轰县城，县城沦陷，县城驻军国民党37军，自知力不能敌，只胡乱放了几枪，连夜向城南突围，沿常宁盐茶古道仓惶撤退。国民党县政府则尾随其后，一月四迁，一迁原洋泉斗米湾阳家大湾，二迁兴源乡石灰坪邓家大湾，三迁黄洞乡黄沙江彭家大湾，四迁塔山乡阳山肖家大湾。为了防御日军进攻，37军驻扎在塔山北麓盐茶古道一带时，在古道两旁的10余个山头上修了战壕，建了瞭望哨，战壕现在还可见残留痕迹。日军原想通过盐茶古道进入两广作战，37军则决定在此拼力阻击。后因连日阴雨，古道上大雾弥漫不敢轻，只在古道两旁人家掳掠了一番，夹着尾巴退回城里。那段时间，古道旁的男女群众自己忍饥挨饿，为37军筹集粮食，送饭送水，照顾伤兵，帮助挖战壕，为37军后来转战华北抗日前线屡立战功，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作用。

五六十年代

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，由于政府成立了供销社，人们生活用品供应丰富，古道上贩茶挑盐队伍绝迹。但赶场的瑶汉山民、来往的县乡干部，仍是络绎不绝。从塔山到县城这条石板古道，人们口称“百里路程”，那时候公路不通、没有车船，人们走路全是赤脚、草鞋，只是人人背个挎包，包里装着笋壳叶饭包，每到中午，来往过客都要进屋炒饭、喝水，十分热闹。从懂事起，一些故事令我难忘，令我感动！

1951年3月 ，一天中饭过后， 亭子里来了3位上塔山的中青年男客。他们全是军人打扮，背上背着个篾织斗笠，腰间挎着手枪，绑腿、赤脚、草鞋，全是外地口音。他们一进亭子，便在长条凳上一屁股坐了下来，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。中年人问过客，去鳌头乡政府还有多远？有人告诉他，十多里，全是上山陡坡。中年人立即站起，走进屋来，他问我娘：“大嫂，有东西可以吃吗？”我娘见他是“工作同志”（称土改干部）立即招呼：“坐吧，我想办法。”她知道，客人一定是饿了，立即烧了灶火把家里仅有的几个外婆薯（割了薯秧的种薯）洗净砍碎倒进锅里，又从隔壁大婶家借来一筒大米和薯煮成一大锅稀粥，再从坛子里摸出几个酸萝卜，叫他们吃了。他们三人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，不一会就把一大锅红薯粥喝得精光。中年人起身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票子，递给我娘：“大嫂，感谢你，这是饭钱。”我娘执意不收。中年人趁我娘去河边挑水的机会，把钱放在桌上用碗压着，带着两个青年人走了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三个人竟是当时县委书记陈茂艺和他的秘书、勤务兵，去塔山考察土改工作。

1958年初，古道上阴雨绵绵，大雾浓罩，一天清晨，从古道上下来一个中年妇女干部赶去县城开会，她浑身被雨露水浸湿，直打冷颤。她叫开我娘房门，话不成声，连说：“火——火——。”我娘一见是铜钟岭林场技术员xxx（已忘了名字），急忙开门生火，找来干净衣服叫他换了，叫他烤干湿衣，还烧了一碗姜糖茶叫他喝下御寒。女干部连声感谢。以后，她一直叫我娘“姐姐”，二人当亲姐妹密来密往。女干部退休了以后，还专门买东西从城里赶来看过我娘好几次。

1960年秋天，湘南地区虎患成灾，盐茶古道上常有虎豹出没。卫星人民公社（现塔山乡）党委副书记彭桂福从区里开会回来，路过自己家门而不入，要赶回公社召开紧急会议，来到盐茶古道旁天已大黑，生怕路上遇上老虎，不敢上山。古道旁的青年人彭文光、李杰贞，自告奋勇，用木皮扎起火把，来回三十多里，一直把彭书记从古道上送回公社，彭书记强留俩青年吃了晚饭，还送给他们两只手电筒。

如此故事在古道上常有传闻，笔者亲眼见过的就不胜枚数。

1950年冬日的一天，我看见10多个青年人从古道上下来，他们胸佩大红花，被乡里的干部群众举着红旗敲锣打鼓送到区里——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队伍。

从1951年起，每年秋后都有一队队瑶汉山民，人人挑着满箩谷子，担子上插着红旗，向国家喜送公粮。

1958年夏天，我看到古道上走来一队300余人的队伍。队伍中有汉人瑶胞，有男女老少，他们人人挑着插着红旗的木炭篓子，为国家“大炼钢铁”支援燃料。

1966年7月，洋泉水库修筑工程动工，一队队男女青年自挑粮食蔬菜，自带劳动工具，在红旗的引导下雄赳赳从古道上下来奔向工地......

“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晖。”从常宁盐茶古道的红色历史， 可以见证中国共产党百年艰苦历程！我们的共产党员，革命干部为什么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旗帜鲜明、无私无畏、前仆后继、勇往直前？我们的人民为什么对党无限忠诚，步步紧跟？因为他们的共同信仰是马克思主义。这种信仰与初心凝结起来形成无数红色基因，这基因转化为巨大的革命力量，它所到之处无坚不摧，无攻不克 ，它使中国人民推翻了“三座大山”，它使中国人民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！这基因通过一个世纪的日月淬炼，越炼越红，越炼越坚。这基因代代遗传，越传越深，越传越广。